福记茶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赤峰是一家“站得住，叫得响”的商号。一是因为它是赤峰最大的专营茶叶的商号，二是在赤峰茶业行中开办最早的，三是在同行中维持时间最长、经营最好的。因此，可以说福记茶庄的历史反映了赤峰茶业以至新中国成立前整个赤峰商业的兴衰史。

从福记公司到福记茶庄

福记公司是福记茶庄的前身，创办于1924年，经理是郭哲生，主要股东有赤峰商界巨头杨子彬、蒙古族王府协理鲍双喜等。公司主要经销南洋中国人办的烟草公司的香烟，品种有三炮台、红粉包、哈德门、小孩烟等十余种。但由于当时赤峰的居民多习惯于抽火烟，香烟销路不广，加之另一家经营香烟的德记公司（地址在三东街）开业，同福记公司竞争，致使该公司陷入绝境有亏无盈，于1930年初被迫倒闭。同年3月，原福记公司部分人员重新筹集股份，成立了专门经营茶叶的福记茶庄，地址设在赤峰二中街南部。经理是从锦州日升号请来的，叫姚畅时，副经理是京东人张竞西。1933年2月日军侵占赤峰后，赤峰的商业趋于萧条，由于日伪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统制，福记茶庄于1942年秋季倒闭。

福记茶庄的盛衰

福记茶庄的对面是宝聚兴绸缎庄（山西商人经营），茶庄的房屋建筑 与门面装潢在当时的赤峰各家商号中皆属上乘。福记茶庄集股金约为15000元，迄1942年该号倒闭时库存茶叶总值仍达60000元之多。这反映了福记茶庄在12年间尽管遭受黑暗社会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但靠其良好的经营效益，仍然顽强地向前发展着。

福记茶庄的兴盛 1935年至1939年是福记茶庄的兴盛时期。这是因为，从客观来讲日伪尚未推行暴力限价与管制措施，茶叶及其他商品的购销流通较为顺利。从主观来讲福记茶庄的内部管理与用人也较为完善和可行，货物质佳量足，服务质量高，在进货、检验、加工、储存、零售等方面有一整套严谨的规程，这是它在赤峰市场上立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当时，赤峰除福记茶庄外，还有开业稍晚于福记的正隆、恒盛两家茶庄。正隆茶庄是原福记茶庄副经理张竞西脱离福记后集股兴办的，张为品茶老行家，做茶叶生意颇有经验，与天津等地的茶业有联系。恒盛茶庄的掌柜是来自锦州的石某。这两家新店分别设在赤峰的三中街和南横街，与福记相距不远。三家茶庄比着干，竞争非常激烈。当时有人评价说：“福记的货硬，正隆的人硬，恒盛不咋的！”在这场茶业“战”上，恒盛于1939年倒闭。可见，“货硬”乃是福记取胜的关键。

福记茶庄的衰落 1939年，即伪满康德六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  对东北各地的物资掠夺和经济垄断，于7月25日颁布了厉行物资统制与限制物价的法西斯法令“七二五限价”。这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实施的，事先未透出一点风声，赤峰商界对此毫无精神准备，受到的打击非常之大。

从“七二五限价”以后，福记茶庄的货源、品类、价格等完全置于日伪的控制之下，几乎无利可图。

给福记以致命打击的是1942年秋季的“强制拍卖”。事情是这样的：这年8月中秋节刚过，赤峰伪检察长王相柏、于兴洲带人突然闯进福记茶庄，将副经理张江丰逮捕，戴上手铐用一辆洋车把他拉到三西街伪警察署 强行关押起来。同日被捕的还有正隆茶庄掌柜胡广仪，罪名取之曰“经济犯”。在日伪暴政之下，“经济犯”的罪名是可以随意加到任何店主、小贩头上的。张江丰被捕后，福记茶庄赶紧四处活动，托人保释，最后用一笔数目很大的贿金才将人换回。张本人受了三天囹圄之苦，但所幸身体尚未受到损伤，他们抓人的目的主要是勒索钱财。他们把钱弄到手后，虽放了人，但并未放弃对福记的继续迫害和摧残。10月间，伪检察厅勒令茶庄将全部存货按“官方限价”拍卖（当时又叫“配给”）。福记在当时已经经营了12年，积存茶叶12000斤，每斤的平均价格是五元，而所谓“配给价”是每斤两元。两天后，存货拍卖一空，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日伪人员以低价买走。福记在这次拍卖中共亏损了36000元，近于倾家荡产，终于被迫倒闭。

    福记之辱 福记开业12年来，屡受苛捐杂税之苦和敲诈勒索之害。茶庄每月上税金额，由伪税务人员任意确定，如不对其行贿送礼，“好吃好喝”地款待，便被课以重税。到商店查账催税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此外，一些特务狗腿子也经常“光顾”，更使茶庄苦不堪言。对一般的小“腿子”还好说，不待他们开口就把预先包好的四两茶叶送上，打发他们快些离开，以免遭受到更大的骚扰。而对那些大一点的特务、警察就不然了，他们进店不是要一把茶叶，而是故意找碴，榨取更多的“油水”。这一类的“大事”，店员不敢做主，只得把带枪的“来客”请到内屋，由经理与之周旋。至于住赤峰的日本官员、军人是很少到茶庄来的，偶尔出现一两个日本人，茶庄上下顿时紧张起来，都有大祸临头之感。而1942年的“强制拍卖”更是福记之大辱。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中，福记在日伪政权、警察、特务的残酷压榨和欺辱下，其破产也是必然的。

福记茶庄倒闭后，伙计被迫回乡，人去楼空。我与弥国才、王孝先三人因家在赤峰，只好到二道街路北华琳银楼后院暂住，做小买卖糊口。由于在日伪的苛政之下难以在赤峰城内立脚，1943年后，我们改跑“行商”，流动于附近一些村镇，销售日用品。当时伪满境内生产事业凋敝，物资匮乏，城乡居民的生活困苦不堪，零散的“行商”有时可以向居民提供一些急需用品。但即使是这种细小而隐蔽的流通渠道也时刻受到日伪的监视和威胁，被打成“经济犯”的“行商”不少，弄得家破人亡。我在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几乎就是用“打游击”的方法从事所谓“非法”的贩运、零售活动，一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才结束。

福记茶庄的货源、品类和运货路线

福记茶庄的货源、品类 赤峰的茶叶主要来自天津、营口、锦州等地商埠。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以前，福记的主要货源在天津，与天津东北部的正兴德茶庄关系密切。该店规模较大，从苏浙皖等省进茶，货全量大，自设茶厂，加工质量甚佳。在日伪最初的四年间，天津货源被切断，福记只好改从营口进货，营口的茶叶也是从南方运来的 ，日伪从转口贸易中通过征税掠取大量财富。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北平、天津，福记获准从天津进货，并一直延续到停业。

福记茶庄销售的茶叶品类主要有绿茶、乌龙茶、香茶、红茶、砖茶、珠兰茶等。前三种主要用于城镇居民 、富户，而蒙古族自饮红茶，砖茶用于煮熬乳食，是必需的食用品；回族喜饮珠兰茶，不论贫富，每晨必喝。总之，福记购销茶叶的品类适合于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

福记茶庄购入的各类茶叶，都经过了抽样检查，如不适合本地的水质，就加工复制后售出。

1940—1941年间，日伪当局强制推销“台茶”，又名“花包种”。这种茶叶的产地是台湾，台茶碱性大，色黑红，味不好，一夜之间就会变成绿色。台茶用纸盒装运，其质量大有影响，且售价由日伪官方硬行规定，较其他茶叶昂贵。因此，福记经营台茶几乎无利可图。

福记茶庄的茶叶运货路线 福记出售茶叶，除本柜台零售外，主要是向外批发，其运货路线是：

赤峰西南方向：赤峰—公爷府—王爷府—上瓦房—下瓦房—旺业旬。其范围大致在今喀喇沁旗境内。

赤峰以南方向：赤峰—汐子—乃林—天义—西桥—叶柏寿。范围在叶赤铁路沿线。

赤峰以西方向：赤峰—围场—半截塔—棋盘山—新拨。范围在今河北省围场县境内。

赤峰以北方向：赤峰—乌丹—林西—经棚—大板—林东—天山。范围在今赤峰市北部各旗县。

赤峰以东方向：赤峰—哈拉道口—新惠—下洼。范围在今敖汉旗境内。

福记茶庄的经营

福记茶庄的以质论价 福记对原进货价格只是作为定价的基础，其销售价格要经过一套复杂的程序。品尝茶叶、鉴别质量是最重要的一“关”。在当时，这道程序主要依靠感官的接触和老经验，辅之以理化检验。在大茶厂则有一套完整的检验设备。福记凭着丰富的经验，采用“看干茶”的方法，大体上也能准确地鉴别出茶质的优劣。第一步要“取样”，即在同一批茶叶中 ，按体积大小、叶条粗细、分量轻重、形态整碎以及质量的好坏（同一批茶叶质量也有差异）加以区分，样品需选得适中 。第二步是把大小、粗细、轻重、整碎的茶叶搭配均匀，然后判定出标准价值，分出等级，以质论价。

福记茶庄的经营方式 福记茶庄进货时坚持以“销”为主，精心选择。多购进适销对路的茶叶，对不畅销的就少购或不购。库存茶叶经常保持在400箱以上，以便调剂周转，但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夏季，以免变质、变味。

伪满统治初期，福记平均每天零售额为300元，月总计9000元，一年达10800元，毛利润为25%，全年零售毛利总计27000元。每天平均批发额为400元，月总计12000元，一年达144000元，毛利润为20%，全年批发毛利总计28800元（砖茶全部批发，不零售）。零售、批发毛利总计55800元，扣除税金、房租、水电、运杂费、薪金等项支出，每年能获纯利20000余元。应该说明的是，因为当时的交通运输落后，从外地装运茶叶到赤峰，一般都是在城内驼店雇用骆驼驮运的。

福记茶叶的批发办法是：在几条经销路线的各主要城镇选定分销店，茶庄按期派人前往“汇货”，出示样品，确定各店需要的茶叶品类和数量，然后再由茶庄发货，一般不先收茶款，待下一季度去人销货时将款收齐带回。

福记的盈亏情况要受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同各分销店经营的好坏有着直接关系。福记“路外”的人都非常注意观察和研究分销店的营业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发现“不行”的店，就只收欠账，不发货，当时把亏损户称为“摊黄户”，这类户每年不过一二户，福记对其所欠货账尽量催收，实在偿还不起的就做“呆账”处理，三年结算一次，一笔勾销，这样的欠款数目是很小的，大约为三四十元。因为福记在选定批发代销店时相当慎重，大多数都能靠得住，加之“跑外”的人能干、有眼力，发现分销店有亏损的迹象，就立即向茶庄报告，以便及早处置，避免损失。

福记茶庄的集股分红

福记茶庄的集股 福记从开始就是合资经营，当时有股东十余人，每股为 1500元，总计10个整股，凑集资金15000元。福记的经理、副经理（后来还有三经理）享有顶“人身股”的特权，经理为一俸二（一俸为一个整股），副经理顶一俸，三经理顶八厘（即一股的百分之八十）。一些被掌柜的看中并予重用的店员可以顶“散身股”，另外还有从茶庄外硬塞进来的“关系股”，股额为五、六、七厘不等。我年轻时到福记学艺，三年 后“放座吃劳金”，在茶庄的地位高了一步，每天能在晚间闭店时和经理及“吃大劳金”的人同桌吃晚饭。五年后被允许顶“人身股”五厘，当时又叫“顶散生意”。

福记茶庄的分红 按规定福记每年分一次红利，就是把两年中所得纯利润按股份多少分红。有“实在股金”的“财股”与“顶人身股”的同等对待。此外，经理、副经理与顶“散身股”的人每年可以预支一定数量的现金，一般按一个整股预支400元计算。如茶庄经营得好，他们可与其他股东一起分红，如出现亏损，虽分不到红 ，也可照拿“预支金”，可谓“旱涝保收”。我顶了五厘“生意股”之后，分过两次红 ，笫一次是1000元，第二次400元。

福记茶庄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手段

福记人数最多时达30余人。其中经理、副经理、三经理各一人，“跑外”的两人，采购两人，站柜台10余人，配茶三人，汇货两人，会计两人，还有厨工、更夫数名。茶庄内部有一整套规章制度和完备的管理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资本主义商业店铺的特点。

福记茶庄的规章制度 福记招收和雇用店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  选，一般要符合下列条件：身体健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不是赤峰本地人，有赤峰城内富户担保。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低的，因为茶叶的鉴定、加工、保管、销售等都需要文化知识。至于不要当地人，是为了防止店员与亲友及社会上的人互相串通，做出不利于茶庄的事，损害茶庄的利益和信誉。对承保人的要求则更加苛刻，他们的地位、权势、财产都必须在福记之上，这可以使店员不敢作弊、犯规或偷逃，而解雇后，还会有承保人接受。

店员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在夏季，早四点半起床，起床后先打开门板，准备营业，然后分两批洗漱。对上柜台的店员要求特别严格，不准留头发，必须把手洗干净，指甲内不准带一点污垢，必须到后院去吐痰，不准用香皂、雪花膏，避免茶叶“串味”，只准用一种碱与猪胰子做的合成物洗手，服饰样式要划一，夏季一律着漂白布做的小褂和黑细布长裤。

福记茶庄的管理手段 福记对增进店员的经商知识、提高业务能力非常重视。如品茶、评等，不局限于经理之间，购进茶叶后，先由经理 、副经理品尝，让年轻店员在旁学仿，然后与原有的茶叶做对比，让店员们仔细察看茶的叶条，并试喝一杯，由大家议论应该评为什么价格。经理、副经理再配出样品，由三名负责配茶的店员按照上面的标准配好，对不符合水质的要加工复制。

福记的掌柜懂得和气生财的道理，对招待、接待、迎送顾客有一套办法。柜台上备有茶叶和烟，如果发现顾客有可能谈大宗买卖，就引入批发部的专屋，给以款待。店员能否善待顾客，揽到生意，决定了其在茶庄的地位和所受的待遇。我在当时是“跑外”的 ，因为能吃苦，卖货多，没有出现“摊黄户”，待遇较优厚。福记对店员平时管束严格，戒律繁多，奖惩分明，薪金差距和浮动幅度很大，随时都可能减薪、解雇。

福记茶庄店员的工作生活状况

福记的店员们所处的环境在某些方面与旧社会的军营、寺庙、监狱很相似，被牢牢地禁锢在茶庄之中。

掌柜的把店员当作会说话的机器使用，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每分钟都处在柜头的监视之下。在旺季，经理、副经理也亲临柜台，在淡季就让店员专心练功，如打算盘，抓茶叶，好多店员久练手熟抓得很准，一两、二两茶叶经复称都不会差。每年中秋节过后，营业时间缩短，店员们有点空闲时间，于是练习写字就成了他们的业余活动。

福记对店员的物质待遇较之当时赤峰的其他商号要高一些，掌柜对他们也很少殴打、虐待。但茶庄的紧张、机械、枯燥的生活却给店员们造成了强大的精神压力，被赶出茶庄、丢掉饭碗的命运逼迫店员们严守店规、一丝不苟。

店员的膳食由茶庄免费供应，营业兴旺时每星期能吃上两顿饺子。但对每个店员来说，薪金能发多少都不知道。每年农历正月初五是“拨薪金”的日子，这一天他们都非常紧张，战战兢兢地去看支使账，从账上可以看出每个店员在一年中干得好坏。店员的薪金数额相差很大，如果拨的薪金很少，就意味着干得不好，有被解雇的可能。在30多名店员中，大约有20名连支配自己薪金的自由也没有，茶庄把他们的薪金支出应用数装入一个布袋，悬挂在天花板上，旁边贴有写着各人姓名的字条。如要用钱，必须找茶庄的会计办支钱手续，请柜头用长竿把装钱的布袋取下来，然后当着柜头的面按数取钱，买回东西后，要跟柜头交代清楚，将剩余部分放回布袋，个人衣袋内不能存一分钱，不准吃零食。取布袋的长竿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谁也不敢靠近它。

福记每五天开一次会，时间在晚饭后，全店人齐集柜房，听经理、副经理训话。内容是先总结五天来的营业情况，然后对店员逐个“过堂”，让大家向表现好的学，对坏的要引以为戒。

被训斥的人必须立正站好，低着头，任凭掌柜的讽刺、苛责，不得辩驳，因为凡被严厉训斥的人，如再不好好干，或者不听话，就会被解雇。

福记每年有三次解雇，时间分别是五月端午节、八月中秋节和正月春节。后一次是在正月十六，过完大年之后，被解雇的店员接到通知后要向承保人说明情况，好一点的 ，经承保人周旋，掌柜的收回了成命，重新入店，但要受掌柜的严厉而刻薄的训斥，“你们家没有买卖人，还想住买卖地方？！”有的因承保人与掌柜商量不妥，不得不离开，另寻求生之路。被解雇者一般都是被经理认为不勤快、不好管的人，而不是因为偷窃，因为茶庄一来对偷窃防范甚严，二来想偷者也承受不了舆论压力，如果说某人是“偷钱的臭三辈”或“偷过一分钱”，在赤峰街里就待不住了 。店员们都是外地人，在茶庄过单身生活，不许带家眷，就连掌柜本人也与妻儿分居，店员们每两年有一次探亲，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当时伪满当局签发的通行证限期也是三个月，店员在赤峰当地结婚安家者是极少的。

店员的业余时间很少，不能随便出门，也不准看闲书，唯一的读物是日伪的《大公报》《大同报》，这类东西店员们并不感兴趣。茶庄在每年农历正月组织店员们看两次戏，有时还能看一次电影。每次看影剧，都由柜头整队前往，按时返店，每次由柜头用“公款”买几角钱的瓜子供店员们“享用”，因店员们身无分文。另外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下午放假，店员们可以上街，接触几乎被隔绝的社会生活。这两个下午，由“跑外”的人在店内看门，因为与大多数人比较，他们享受的自由比较多。

店员的治病、死亡和丧葬费用，一般是自己负担。掌柜不准他们随便花钱，就是为了储存应付病灾的费用，如店员的薪金不敷开支，茶庄还会以“馈送”的形式在每年正月予以补贴。“馈送”金额因人而异，差别很大，多则百元，少则十元、五元，全凭掌柜个人好恶而定。

福记对店员的工作、生活限制得过分严厉，但在当时客观上也起到了好的作用。日伪统治下的赤峰，妓院、赌场、烟馆很多，而且距茶庄不远，店员们在这种环境里未曾染上这些恶习，甚至都不敢靠近，也可以看出福记掌柜的高明之处。

福记茶庄的复兴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伪满洲帝国垮台，赤峰第一次获得解放。我和原福记的部分人员重新回到了茶庄原址，凑集了部分资金，再开福记茶庄，当时全店共有五人。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侵占赤峰，福记在反动军警的骚扰下坚持营业，至1947年6月，福记主要是从天津进货。曾在福记管过事的张竞西在天津开设了“成隆茶庄”，转销南方茶叶，门面虽不大，但营业范围极广，并打入了北平、唐山、山海关等地的市场，我主要靠这个老关系弄一部分茶叶在赤峰销售。1947年旧历6月，赤峰第二次解放，福记的营业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因店内有两人回了家乡，人手不够，资金也不足，难以从外地直接进货，因此主要从赤峰的泰华、裕记、大光、庆丰厚等公营货栈进货。当时有些客商把茶叶送到货栈，委托货栈代售或收购。福记用先赊欠、后付款的方式从货栈进来多批茶叶，同时也帮助货栈解决了购、销、储之间的矛盾，我在当时主要跑货栈，找货源。当时原福记掌柜张江丰也在西横街开设了一家“福隆茶庄”的夫妻店。

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福记重新从天津办货，运输、经销都颇顺畅，后来因从天津进货要到山海关将东北币兑换为人民币，就又改从沈阳、锦州进货，这样就更方便了，天津的张竞西珍惜与福记的老关系，对我也比较信任，允许购货赊账。

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福记货源由二级站批发，我也担任了赤峰茶食总店经理，从此以后就和“福记茶庄”“惜别”了！

1985年6月